小红的故事
2007年新年刚过,小红就找到一个朋友,希望她介绍自己做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。这个请求让朋友大吃一惊,无法相信做了十几年“小姐”而远近闻名的小红,竟然想找一份月收入仅500元的工作。
“我也想好好的活一下,像正常人那样……每次看见一家人——两夫妻牵着小孩,那个时候,我就是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,”小红对凤凰卫视《冷暖人生》说,“我曾经也有这样幸福的,但是这些一切都不存在了。”
1994年9月的一天深夜,刚到这座沿海大城市不久的小红跟着一个男人走进了一家宾馆,这是小红第一次“出台”。那一年她24岁。而她第一次出台,遇上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香港人。“单独面对的时候,有一点害怕。”因为小红曾听姐妹们说,有些香港人是性虐待。但那个人“很温柔”,令第一次出台的小红不仅不觉得抗拒,“反而觉得幸运”。
实际上,出来之前,她们在家里时就已经对做“小姐”有了思想准备。小红出生在一个西南小城,一家四口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。她和哥哥初中没毕业就辍学,帮母亲做小生意。18岁时,小红和一个厨师结婚,不久有了一个儿子。日子本来沿着父辈们相同的轨迹清贫地过着。但90年代初,越来越多到南方沿海淘金的姐妹掀起的一股风潮,改变了一切。“都说那边钱好挣,随便再丑的女孩子过去都能挣到钱,”小红接受采访时对节目主持人陈晓楠说,回来的人都戴着耳环、金戒指之类,大家都羡慕,有人就请她们把自己的侄女之类也带过去,而且,出去找那么多钱回来,家乡人“绝对不会看不起,反而如果你出去没找到钱回来,人家就看不起你”。1994年,小红和五个最要好的姐妹也踏上了南下的列车,就连她的嫂子也把工辞了一起去“淘金”。小红的老公也对她说,那么多人都过去了,过去就过去吧。
“那你自己不觉得很委屈自己吗?”《冷暖人生》节目主持人陈晓楠问。“不觉得,反而觉得很好,挣钱快,又好玩。”小红对陈晓楠说,女人出卖身体,“也许在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,就觉得不可理喻。但是在我们这些没文化、社会底层的人,……就觉得怎么样找到钱就是最棒的,你就是最好的。”
“钱高于一切。除了钱,什么都是假的”,这个对小红而言简单而统一的逻辑,使陈晓楠猛然意识到:“其实我和小红的对话是在两个世界里进行的,恐怕根本没有交集。”
接了第一个客人,拿到1500块钱后,小红希望每天出台、每天遇见香港人,赶快挣够钱就回家好好过日子。“当时计划着,在外面干几年,找个一百万就回去,”小红说。
六姐妹都有了各自的第一次。丰厚的收入让她们确信,在这灯火辉煌的城市能够挣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她们租了一套两居室,开始了新生活。每天晚上大家回来煮宵夜吃,然后再聊天,聊自己坐台遇见的人如何如何;如果有包夜回来的,第二天就要开玩笑地问“哎,是不是遇见了性虐待狂”。她们往往睡到中午起床,吃了饭就去找台坐。如果下午实在没台,就去逛街。“晚上才是最重要的,晚上才是真正的上班,”小红说,那段生活里最让她高兴的,是每次数钱的时候,然后给家里汇回去。至于自己,过得一般,每周上馆子吃两次川菜,轮流作东。
因为聪明乖巧,小红的客人很多。不久她就被一个本地客人包养,住进了专门为她准备的一套豪宅。“最后是他老婆哭着来找我,她说阿红,我求你了。我说大姐你不要这样说。她说,她说我现在求你,他有三个儿子,我们全家都要靠他。她说反正你还年轻,就当大姐求你,你就不要再找他了,”小红说,“我看见她,我都哭了。我就答应了她。我说大姐你放心,我答应你,我绝对不会再找他了。”小红说到做到,很快就搬回了六姐妹的出租屋,并多次拒绝了客人要她再次回去的恳求。
“想到这段会不会觉得总是生活里的一个阴影?”陈晓楠问小红。“如果老公不追究,我想应该不会吧。只是有些时候自己想起,觉得有点对不起老公,但是有些时候我又平衡了,你挣钱是为了他挣的,为了他,为了那个家嘛,”小红说。
小红不停地往返于沿海和西部小城之间,频繁自然地在妻子、母亲、“小姐”几个角色之间任意转换。一百万的梦想牵引着她和五个姐妹不停地向前走。这一走就是近四年。
不知从何时起,一种白色的粉末在小红和她的姐妹们“工作”的场所开始出现,并迅速蔓延。小红说,那时候在“小姐”群体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吸毒,“纯粹都是好奇吃的,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引诱,就像文萍引诱我一样的,她说你吃了不会烦恼,又会减肥,”小红说,她那时并不知道毒品会上瘾。不久,她的丈夫、哥哥也都先后染毒。当卖身的钱像流水一样流走,当小红意识到,这样下去自己挣一百万的计划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时候,她和她的姐妹们都早已无法自拔。“我有个姐妹,她死了。好漂亮,就像那个汤宝如,好多香港人喜欢她,”小红回忆说,自己当时想,“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是这样的。”
九十年代末,在沿海大城市做“小姐”的女孩子骤然增加。虽然小红加班加点拼命赚钱,但年长色衰的她已很难挣到自己和丈夫的毒资,无奈之下,小红和嫂子带着一个堂弟离开沿海,辗转内陆。但那里纯粹就是陪客人上床。“我嫂子就不能忍受那样的,待了没多久就回去了”,而小红和堂弟整起了“仙人跳”,就是由她勾男人进屋,堂弟再进来冒充是她老公,以敲诈钱财。虽然这样做的时候“有罪恶感”,但小红说,“这没办法”。
几年后,小红回到家乡,靠偷、靠骗、靠“站街”招揽客人艰难维持。因吸毒、盗窃,她被劳教两年。这期间,她的哥哥、丈夫因为吸毒先后死亡。小红释放的那一天,当她办完手续准备离开劳教所时,值日警官告诉她,她已经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。警官与她长谈两个小时后,小红对警官说:“你们放心吧,就为了你们这样劝我,我不会轻易的去死的。”
小红也曾想过:“为什么别人能传染我,为什么我不能去传染别人?我就是偏要去,越传得多越好。”但后来她想通了,“我觉得没有必要……我为我儿子积一点德,自己得了就算了。如果有这病的人都这种想法的话,那很可怕的。”每次有客人,她都要对方戴安全套,“如果不告诉人家的话,我觉得对不起,”小红说。
儿子和瘫痪在床的母亲是小红继续活着的理由,但是没有其它技能的小红离开劳教所,也只能重操就业。而她在街上偷东西时,两次被儿子无意中碰见。
“你儿子看到你偷东西会怎么说?”陈晓楠问小红。“他不说。”“你心里会怕他看不起你吗?”“怕。”小红说,所以现在当儿子做错事时,自己虽然想以母亲的身份批评他,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。儿子为了帮她回到正轨戒除毒瘾,愿意教她上网,还给她申请了一个QQ号,但小红上了一次网,感到没兴趣。儿子又劝她去听歌、看电影,但她都坐不了两分钟。
12年前,六个姐妹满怀希望一起离开家乡踏上南下的列车。12年后,除小红的嫂子用挣到的钱买了店铺,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外,其他四姐妹中,三个离开了人世,一个至今下落不明。“如果有来生,我真的愿意再做做我老公的妻子、老婆,我真的好好珍惜它。可是,不可能了,”小红感叹。她觉得,自己可能活不了多久,希望面对镜头,以自己的惨痛教训,告诉人们,不要“像我这样走错了路再后悔”,“真的,这是我的心里话”。
陈晓楠曾经问小红,如果当年不去南方的话,她会做什么。小红说:“我父亲是个司机,所以可能我唯一的出路就是顶替他去当售票员吧。”但她又说:“我特别晕车,我可不想当售票员。”但,人生有的时候真是个挺大的讽刺。小红兜兜转转这么多年,好象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原点,可是这个点离原来的那个点遥遥十万八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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